❤作死❤河南网瘾校教育方式仅为殴打

河南郑州搏强新观念培训学校（以下简称搏强学校）的19岁河南少女郭玲玲因上厕所未向教官报告，被“加训”两个小时后死亡。

　　郭玲玲留给学校的最后痕迹是，身上脏兮兮的，混着土和血，脸上有伤，肿了好几处。

　　在事发之前，学校有七十多名学生，他们在家长眼中是顽劣少年，因为无法管教，所以父母们寄希望于这所特训学校。

　　新京报记者走访了7名学生、8位家长，回顾在搏强的经历，很多学生称之为“地狱”，学校留给他们的印记是被隔绝孤立、被体罚打压，他们学会了另一种方式的自保：冷漠、出卖，或者不信任任何人。

　　事隔一个多月，因学校办学资质被撤销，少年们重获自由，他们中的很多人并没有迷途知返，而是将在学校里的压抑更大地释放出来。

　　而很多家长也没有因一起死亡事件改变初衷，他们仍寄希望于铁腕手段，代他们训教出一个乖巧的孩子。

　　5月23日，付强以“这辈子没开到过的车速”奔向搏强学校。

　　此前，妻子何爱荣告诉他，有个女人打电话来哭着说，“快去学校救孩子，我闺女在学校被打死了。”

　　打电话的女人是郭玲玲的妈妈，5月19日夜，19岁的郭玲玲被学校两名帮带老师及三名教官连续体罚近三小时后死亡。

　　就在郭母去学校交涉时，十几个孩子看到了救星，他们把写着自己父母电话的求救纸条扔向她。

　　对死亡事件的恐惧，远远超过对学校全封闭、军事化管理的信任，被校门口的老师阻拦后，付强这位对教师职业有着极大尊敬的父亲怒喝，“我他妈只想见到我儿子，你现在必须立刻、马上让我见到我的儿子。”

　　付强不知道，就在这天，女生死亡事件已达到学生们恐慌的燃点，他的儿子付小楷，参与到一次学生集体“暴动”中。

　　死亡事件

　　5月19日晚9点多，操场两排杨树的空当里，下课后的付小楷看到，女生班的郭玲玲和吴鑫正在几名老师的监督下，摔“前倒”和“后倒”。

　　所谓前倒后倒，就是身体在直立状态下整体前倾或后倾扑地，在搏强，这是最通行的体罚方式。

　　付小楷熟悉那种感受，前倒，与地面接触的瞬间“手臂的骨头都在颤，脑袋会嗡地一下”；后倒呢，摔得好，咬咬牙能忍过去。摔得不好，脑壳儿着地，“感觉再来一下人就废了”。

　　没人说话，更别提阻拦，同学们像经过旁边的两排杨树一样，经过被体罚的两名女同学。

　　没人关心她们被体罚的原因，付小楷记得，有次他被加罚1000个前倒，只是因为在训练中磕破了舌头，满嘴血，未经老师同意就去厕所漱口。

　　大家甚至不能讨论。在搏强学校，每个宿舍里都配备了老师，一举一动，甚至一个眼神都能被轻易捕捉，进而被举报，再转化为不同的体罚。

　　付小楷早早睡下，半夜，他被凄厉的哭叫声吵醒了，“还在罚啊”。

　　另一个寝室的16岁男孩柳一峰清楚地听到郭玲玲的求饶声，“别打了，我疼啊。”

　　第二天，同寝室的男孩偷偷告诉他，“夜里出事了”，这名男生半夜上厕所，见楼下接待室的灯亮着，“警车都来了。”

　　当时很少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学校里禁止男女学生说话，好奇的男生没办法从女生那里获知更多信息。

　　18岁的肖瑶与死者郭玲玲是室友，她见到了这个不太熟悉的室友最后的样子，“被老师拖进宿舍时还有气儿，后来就没了”。

　　一同被罚的吴鑫用碎玻璃划破了自己的脖子，这个14岁的周口少女后来在病床上讲，如果不自残，她也不会被送到医院，“那天夜里死的就是俩”。

　　直到5月22日，郭玲玲的母亲带着家人来学校讨说法，付小楷和同学们才知道，出人命了。

　　5000次前倒

　　郭玲玲的母亲后来在派出所得知，女儿被加训的原因，是她拉肚子上厕所没向帮带老师报告。

　　她没想到女儿能遭受这样的虐待，也后悔当初把孩子送到搏强学校。

　　当初，是搏强学校的简介打动了郭母。简介称，学校立足于针对不良行为习惯的中小学生提供专业化的辅导和矫正。全封闭、军事化管理，2007年成立至今，已成功转化3000余名问题少年。

　　简介里，这所学校号称拥有诸多荣誉：“最佳问题少年矫正学校”、“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基地”、“问题少年中原教育第一品牌”。

　　至于具体的教育方式，简介里只提到以“特色关爱教育”为理念、以“生活体验式的心灵感悟”为主要形式。

　　很多家长也是看到了这样的广告，才决定把孩子送来。

　　他们的孩子，多数都有网瘾，伴随着早恋、逃学，父母无力管教。

　　与其说“送”，不如说骗。

　　付小楷入校当天，搏强的老师谎称他们是派出所的，有同学打架需要他去作证，付小楷跟着上了车；柳一峰的父母从网吧里拎出儿子，塞进车里说带她去兜风，结果兜进了搏强；肖瑶是在连续失踪几天后，接到姑姑谎称奶奶在郑州病危的电话后，才从外地赶到郑州……

　　男生林灏对第一天进入搏强的场景念念不忘：身旁的父母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身后门砰地一声关上，房间光线变暗，林灏本能地往回走，两个健壮男子上来就把他放倒。

　　“我要去上学。”

　　“来到这儿你不用上学。”

　　林灏果然“不用上学”了，这个高二的男生甚至当起了代课“老师”。

　　早上6点起床，六点半出操，上午安排文化课，下午4点之前是心理课，之后是例行体能训练。这是搏强的日程表。

　　林灏说，文化和心理课基本就是初中课件，毫无章法可言，因为他是高二学生，有几次，老师让他帮忙解答自己解答不了的问题，甚至代理上课。

　　“心理辅导？根本没有。”付小楷说，学校宣称每周一次心理辅导，两个月内，只有一个不知道什么身份的人听他简单说了一下家庭情况。

　　他把学校的课程设置理解得更为直白，“那些文化课就是为了在操场上折腾、接受体罚攒劲儿。”

　　体罚的原因五花八门，动作不标准、训练不积极、被子叠得不整齐，甚至是瞪了老师一眼，嘀咕一句“为什么”或者“脸上有不服气的神色”。

　　恐怖的是前倒和后倒，基数是500次，因为父母见面时偷用了手机，柳一峰被罚过5000个前倒，“老师轮流计数，每天要摔到爬不起来为止，摔了四天才摔满。”

　　“学校有人罩着”？

　　搏强的老师人数并不固定，林灏说，他在学校时，包括校长在内，学校的老师在十四五名左右，但春节过后好多老师离开，最少时不到10人，人少时文化课干脆都没人上。

　　“学生受不了，老师也有受不了的。”林灏和一位已经离开搏强的老师私交颇好，这名老师在林灏离校之前被开除，理由是他未经允许带学生外出。林灏记得，外出的理由是有名学生身体不舒服，老师带他出校买药。

　　这名老师目前在广州一家私立学校任教，记者几经争取，但他谢绝了采访，“搏强的事情再也不想碰了”。

　　采访期间，搏强学校校长王淇的手机一直处于关闭状态。相对于对老师褒贬不一的评价，学生们对这位校长的印象是“残酷”、“脾气古怪”。林灏说，很多体罚正是因为王淇的授意或默许。

　　付小楷记得，有次自己被罚前倒时，王淇刚好路过，他随口说了句“不标准”，教官就又加罚500个。

　　王淇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学校有30％的文化课老师没有资质。管城区教体局也承认，当晚进行加训致玲玲死亡的3名教官没有教师资格证。

　　根据学生们的描述，王淇是退伍军人，学校里的教官是直接从当地招的退伍兵。

　　柳一峰说，王淇不止一次说过“学校有人罩着”之类的话，很多学生和家长的佐证是，郭玲玲死亡到媒体曝光之前的20多天内，学校仍正常教学。

　　就在6月9日，风口浪尖上的搏强仍在其官方网站上刊出“2014搏强学校军事夏令营巨惠”招生广告，夏令营的标价是，30天收费6000元，50天收费10000元。

　　新京报记者联系上一位6月12日才将孩子接回的家长，这名家长证实，是从郑州某消防兵训练基地接回的孩子，“学校没有马上停办，把学生拉到别处拉练了，最后扛不住才让我们接孩子。”

　　求救纸条

　　家长们来接之前，很多学生们想到逃跑，但多数会以失败告终。每个学生都有一名帮带老师，吃住在一起，一切举动都在监视之下。此外，不少训练有素的老生已转变成老师的得力帮手，很多新生逃跑或反抗能够迅速被消灭在萌芽中。

　　逃跑不成，更极端的方式出现，和用碎玻璃划破自己脖子的吴鑫相似，有学生靠吞墨水、洗衣粉、绝食等方法争取摆脱搏强的机会。

　　林灏觉得在搏强的六个月很像孤岛求生，“天天盼望着外面有船来搭救，但没人来。”

　　除了两个月时可以在老师的监视下见一次父母，学生们没有任何机会接触外界的人。

　　郭玲玲的死让许多孩子看到了希望。

　　5月22日这天，第一次进入学校内部，失去女儿的郭母与校方交涉过后，被关在宿舍里的学生竟像见到救星一般，把写有父母联系方式的小纸条隔着窗户扔给她。

　　除了电话号码和名字，很多纸条上还写着“千万不要告诉老师”。

　　付小楷也扔了纸条，他特意提到一个细节，在一张纸上，他收集了几个同学的号码一起扔出去，这样做的目的是“万一被老师发现，惩罚的不光他一个人”。

　　这个身高已超过一米七的男孩又追了一句，“说到底，还是恐惧。”

　　这期间，郭玲玲的母亲看到了几日来反复折磨她的场景，伏在窗前扔纸条的学生被学校老师发现，这名老师一把抓过学生的头发，狠狠摔在窗户上，老师和学生的脸都在一瞬间扭曲，本来聚集在窗户前的学生四散奔逃。

　　玲玲妈的眼泪一下子涌了上来，她自然联想到几天前莫名丧命的女儿经历了怎样一段生活，“你们当着我的面就这么打孩子啊！天杀的！”但当时她已走到门口，争分夺秒地捡起地上的纸条后，她和家人被推搡着送出了学校。

　　一分钟“暴动”

　　死亡事件，让恐慌情绪在学校瘟疫般蔓延。

　　第二天，上午原有的课程不再继续，好多班级放了电影。不见家长来，午饭期间，这些平均年龄约16岁的少年密谋了一次“暴动”。

　　付小楷很坚定，不是逃跑，而是“暴动”，同学们交换着眼色，“一个个都心照不宣”。入校一个月时，付小楷和几名同学策划了一次逃跑，他们试图撬开防盗窗上的铁网，然后用床单和衣服结成绳子逃出学校。

　　那次逃跑因为老师发现而失败，但他对这次“暴动”有所期待，“因为人多”。

　　下午在操场练队列，没有任何预兆，一名新来的胖胖的男生在人群中高喊一声“跑”，超过一多半的学生集体往大门方向跑。

　　付小楷跑在后面，这是他的策略，“万一失败了，打头儿的肯定被罚得最惨。”

　　跑的过程中付小楷意识到不对，学校突然多出了好多生面孔，事实很快印证了他的猜想，率先跑过第一道门的同学被六七个穿着保安制服的人截住去路。

　　“暴动”只持续了一分钟左右，失败了。

　　生性胆小的柳一峰没参与这次“暴动”，他看着被拽回来的几名同学轮番挨打，他们被教官一个个从人群中薅出来，打头儿的两个胖男生直接被拖到避人的地方，“有的被一脚踹翻在地上，有的被一巴掌扇到墙角，棍子都打成了几截。”

　　付小楷感到绝望，想到能解救自己的人惟有父母，他以每月5封的频率给家里寄信，信中，他跟父母极力诉说自己的不是，承诺做出改变，只求父母早点接他出去。

　　没有回音。

　　两个月里，付小楷和七十几名同学完全与世隔绝，没有通讯工具，不能外出，同学之间的交流也被禁止，即使是寄给父母的信，帮带老师也要检查几遍，以防有学生说学校的坏话。

　　在几封信里，付小楷都大书特书学校对他的塑造和培养，“即使父母不来接我，把帮带老师哄高兴了，我的日子也能好过一点。”

　　再次束手无策

　　沉迷上网，经常逃课、从学校翻墙去网吧，还学起了抽烟，这是付小楷进入搏强以前的生活。

　　老师说“这孩子我们教不了”。可问题是，付强与何爱荣更管不了。

　　付小楷有过一个哥哥，几年前因病去世。人高马大的付强说，“如果这个儿子再出什么事，我真就不知道怎么活了。”

　　按搏强学校的规定，入校两个月内家长不许探视，一家三口只在入校满两个月那天见过一面，见面前，付强嘱咐何爱荣“不能当着孩子面儿哭”。结果一见面，当爹的先掉泪了。

　　付小楷寄来的几封信，两口子反复地读，有一封何爱荣特地带到店里，闲暇时就掏出来，看一遍哭一遍。之所以付小楷收不到回信，也是付强的意思，“要磨练他。”

　　河南濮阳的刘美兰也要让女儿多吃些苦，她接到郭玲玲母亲的电话时，第一反应是“女儿又耍花招了。”18岁的女儿肖瑶“抽烟、酗酒，经常三五天不着家，跟不三不四的朋友在一起。”在河南农村，出了一个“不住家”的女儿让她脸上无光，但又教女无方。

　　和搏强里的多数学生家庭非权即贵不同，刘美兰是卖了家里的小麦，又向亲戚借了些钱，才凑了2.1万元交到搏强。

　　死亡事件发生后，搏强学校被撤销了办学资格，七十多个孩子因为“一件毫不意外的事”自由了。

　　但一个月过去，很多父母又开始怀念起搏强来，他们发现，恢复自由的子女们很快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5月25日，刘美兰的女儿肖瑶又消失了。刘美兰挨个给认识她女儿的人打电话，一个女孩儿告诉她，肖瑶不开心，她会和一群朋友出去旅游，最近不用找她。

　　刘美兰直叹孩子没救了。

　　死亡事件被刘美兰简化成一个意外，“如果不出这事儿，孩子们在里面上课学习，挺好的。”

　　同样夜不归宿的还有付小楷，他的理由是“给同学过生日”，从学校出来，他只乖巧了20天；学生柳一峰回归的也不是家，而是此前留恋的网吧。

　　搏强被关停了，付强觉得可惜。生于1963年的他对于铁腕手段很推崇。“这些小崽子扔到我那个年代，一个个肯定都老实了。”他不觉得搏强的教育理念有大问题，“下手不那么狠就没事了。”

　　6月19日晚，父子俩又争执起来。起因是付强正四处打听哪里还有类似的学校。

　　“我担心你再学坏！”

　　“我担心你再上当受骗！都出人命了！”

　　特训印痕

　　在付小楷看来，这两个多月的生活以谎言开始，以人命官司结束，“除了受些皮肉苦，没任何意义。”

　　“你觉得正常吗？”马上18岁的林灏习惯自问自答，“不正常，首先在一个正常的学校里不可能死人，即便是出了不幸事件，同学之间总该表达个悲痛吧。”

　　林灏不认识郭玲玲，事件发生之后，林灏有个让自己挺难过的发现：他并不感觉难过。他问了很多跟郭玲玲朝夕相处的同学，答案是同样的。

　　付小楷觉得，搏强里的学生之间不该叫作“同学”，“不是正常的同学关系”。就拿一次逃跑来说，几名老生站在他身后，看着他和几名新生撬防盗窗，不劝阻也不帮忙。

　　老师走了进来，几名老生立即告发了他们。之后12个通宵的罚站让付小楷明白一件事：不能轻易相信别人。

　　林灏总结在搏强的生活，“跟老师走得太近，同学会整你；跟同学走得太近，老师会整你。”

　　在林灏看来，学校就是以“罚”的方式让学生“绝对地服从”，“罚到你彻底没脾气，罚到你会察言观色，罚到你会表演成一个好孩子。”而在心理问题的疏导上，学生们从来没汲取过任何营养。

　　细心的林灏搜到不少搏强新生、毕业生的QQ号，林灏并不避讳，其中确实有学生因为在搏强收获了很大的改变，他们中不少人正是这次被刑拘的几名老师的学生。

　　但在林灏的统计中，这样的学生极少。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都因学校被关停而产生“报复的喜悦”。

　　他的另一项统计是，和学校宣传片中承诺的帮助孩子们改变陋习、重启人生不同，多数人走出搏强后很快就会重拾坏习惯，“该上网的上网，该混的混。”

　　总结自己，林灏说他成熟了很多，和父母的关系也大为改善。但他拒绝承认这种改变和搏强有任何关系，“我到了这个年龄，好多道理自然就懂了。”

　　林灏不无得意地说，自己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能够判断搏强模式是错误的，“利用父母的无知赚钱。”

　　对于一个父亲，付强最大的收获就是儿子小楷的来信，他无数次想象信中儿子所承诺的模样。

　　付小楷却说，“那都是为了让爸妈把我接出去，不得不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