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志愿填清华,不让上拉倒” 说到高考……呃,其实毕业于清华的习总没经历过高考。1975年还没恢复高考那会儿,正在陕西插队的习总进清华,走的是推荐。 1969年,***到陕北插队。虽然身为革命元勋之子,但适逢“文革”,其父习仲勋被打倒,因此***在陕北6年,“成分”一直不好。习撰文回忆,在陕北,光入团申请书他就交了8次,入党申请书更是写了10份。而能在文革未结束时读大学,也是他和当地领导力争的结果。 在《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一文中,***回忆:“那时候报大学,清华有两个名额在延安地区,全分给了延川县。我三个志愿都填清华,你让我上就上,不让我上就拉倒。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县教育局领导仗义执言为我力争。清华来招生的人不敢做主,请示学校……当时,我父亲下放的洛阳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开了这么个证明,就上学了。走的时候,当地还剩下的一些知青都特别羡慕我。”一位接近侠客岛的人士告诉岛君,当年这份“土证明”,就是出自她外公之手。 插队时“带了沉甸甸一箱书”、“边吃饭边看砖头一样厚的书”的青年***,终于圆了读书梦,在清华大学化工系基本有机合成专业度过了本科时光。20年后,他又回到清华园在职攻读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并以《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一文获得博士学位。 李克强:“学霸”为省饭钱不敢报北大 七常委里年龄最小的李克强,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首届考生。看到没,总理也一样高考过哦。 安徽凤阳,朱元璋老家,李克强在此插队3年。在日后的《师风散记》中,李克强自己回忆,由于“多数时间是和乡亲们一起为生存而忙碌”,填志愿时,对北大“几不敢有奢望”。因此,“在生存欲和求知欲的交织驱动下,我还是在第一志愿栏里填下了本省一所师范学院的名字——据说在师范院校读书是不必付饭钱的”。 不过,在第二志愿中填报了北大的李克强,还是因为北大的优先选择权而被录取,进入在当时还保密的“政法专业”,即后来的法律系。 在校期间的李克强堪称“学霸”:为了背单词,他做了个小本,正反面写上单词和释义,“走在路上在背,上食堂吃饭排队时在背,外出坐公共汽车等车时也在背”,于是大三后即可翻译英文原版法律文献,1980年翻译的《英国**资料》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录用,1万多字;自修经济,“在图书馆借了不少经济和经济法的英文原著”;被推选为校学生会主席,创立北大学生议会常代会;博士论文或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奖”…… 1983年,为了刻画先进团干部,北影剧本创作室这样描述李克强:“在校学习时是高材生,并被美国哈佛大学录取为留学生,但校党委需要他留下做团的工作,他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专业。” 住在北大37楼的李克强也不只是学霸,还爱打篮球。后来担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的宋凯楚曾和李克强住在同一宿舍,也是球友。宋回忆称,李克强“篮球技术一般,但比较勇敢,动作比较灵活敏捷”,自称为“农民式的过人,农民式的投篮”。 其他常委:俞正声技术报国,王岐山“不务正业” 另外五位常委读书的材料不多,但也有故事。 比如张德江,是七常委里唯一有留学经历的:在插队时属于“老三届”的他,从延边大学毕业并任职后,于1978年到1980年,到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留学,后来中国大使在该校演讲,还专门提到这位知名校友;俞正声则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前“从来没想过从政,小时候的理想就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后来上大学,考哈军工,想要为国防科技事业献身,想从事国防科研”,是“理想主义者”。曾长期从事技术工作的俞,后来在上海上海电气集团调研时,提了很多专业性问题,集团负责人感觉他“好像是清华大学电站设备专业毕业的”,但他其实学的是弹道式导弹自动控制专业,绝对的高精尖。 而在新华社内蒙分社当过7年农牧口记者、作品《夜宿车马店》成为新闻界典范的刘云山,大学就读于内蒙古自治区集宁师范学校。此后刘也把读书作为最大爱好,写了不少散文。 1973年进入西北大学历史系的王岐山,在读书前作过知青、陕西省博物馆馆员,被当时的老研究员评曰“如果这么发展下去,他肯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研究员”。不过,王岐山却是一个在学术上“不务正业”的人,由于关注国计民生,所以他开始关注经济问题,写学论文、研究资金和预算,被当时一些高级官员看到后有甚高评价。也正因此,王岐山在日后被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借调,正式进入经济和金融领域。 出生在福建小渔村出生的张高丽,则自称“本身就是个苦孩子”。虽然自幼家境贫寒、3岁父亲过世,张高丽还是凭着勤奋考入晋江侨声中学,并在中学时成为校学生会主席、乒乓球协会创办人,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厦门大学经济系。1999年,张高丽被清华大学聘为jianzhi教授,并被母校厦门大学聘为管理学院院长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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