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体报道了近期发表在《科学通报》上的一篇文章的摘要。这篇文章由华东理工大学、同济大学和清华大学的研究机构共同完成,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地表水中“药物和个人护理品”成分。通过研究,该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地表水中含有68种抗生素,且浓度较高,另外还有90种非抗生素类的医药成分被检出。 在中国,水污染问题的存在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但是,近些年,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水污染的严重性已经突破了可用与不可用的临界线,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公众的生存受到了威胁。并且,不仅仅是地表水,有的地方的地下水污染也早已超过了可用与不可用的临界线。前不久有媒体曾报道了河北省无极县深达地下500米井水已不可用,当地民众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讨生活的调查(见光明网评论员文章《无极县皮革厂的伤天害理自肥式发展》)。地表水与地下水污染的严重程度,不仅威胁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也威胁到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繁衍生息。 水污染、空气污染是整个生态环境恶化的一个表征。这个表征又是拼资源、拼环境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结果。在拼资源、拼环境的经济增长方式下,只要有资源,并且有相应的利用技术,就可以把资源开掘出来,采光用尽,而全无代际公平、永续发展的较远期考虑。把应该在100年甚至更多年中逐渐消耗的资源放在20年、30年内使用,从当代技术条件看似无障碍,但这些资源消耗所产生废弃物的消纳,却早已超过了环境所能容纳的能力。 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可以在短期内产出惊人的GDP数字,可以为各种各样的财富榜输送几十、百十个榜单人物。但是,问题在于,恰恰是在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下,人们承受如此增长所带来的环境代价,与其所享受的增长成果之间并无正相关的比例关系。甚至在多数情况下,这两者之间往往呈现反比例关系,那就是越是较少享受增长成果的人,就越是要更多地承受增长所带来的环境代价。因为一个人的经济实力越强,就越有能力在局部改善生存条件,甚或通过移居而逃避某种环境。而这就不仅仅是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同时也是社会正义问题。 因此,解决水污染、空气污染乃至整个环境恶化的问题,就不仅仅是治理水污染、空气污染和改善环境的问题,而是必须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角度来考量和着手解决环境恶化的问题。在决定经济增长方式问题上,必须从制度上解决“人民同意不同意、满意不满意”的问题,必须以不能降低和恶化公众的实际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为底线。 据上述文章称,在地表水检出的68种抗生素中,总体浓度水平与检出频率均较高,其中一些抗生素在珠江、黄浦江等地的检出频率高达100%,有些抗生素检出的浓度高达每升几百纳克,而一般工业发达国家则小于20纳克。对此,以前的相关报道也可佐证该文章所述研究结果。据报道,水利部对中国700余条河流、约10万公里河长水资源进行调查的结果是:46.5%的河长受到污染,水质只达到四、五类;10.6%的河长严重污染,水质为超五类,水体已丧失使用价值;90%以上的城市水域污染严重…… 最近两三年来,因为污染问题而导致的生存环境恶化问题越来越普遍。其中一些问题直接演化成了社会群体性骚乱事件。由此倒逼,环境问题已经到了即使以降低经济增速为代价,也必须即刻着手加以解决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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